新利体育“参与式新闻”这一概念源起于美国，又被称为“公民新闻、“草根报道”。丹·吉尔默(Dan Gillmor)在《we the Media》一书中，把参与式新闻定义为：“一个或一群公民，搜集、报道、分析、散播新闻和信息的积极行动，目的在提供民主所需的独立的、可信的、准确的、广泛的、切合需求的信息。
在媒体转型背景下，以“用户生成内容”为核心特征的参与式新闻，因其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弥补了传统新闻生产的不足，赋予新闻内容产品新的活力，解构了“内容为王”、新闻价值判断标准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的新闻生产理念，可以架设起一座通往未来新闻的桥梁。
目前（2019年），关于“参与”的定义和具体操作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结果。参与既可以是一种达到目的手段，亦或对有些人而言，参与本身就是目的，是通过实践达成期望的过程。1977年，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曾经对“参与”。进行了定义：“参与意味着公众介入传播系统的较高层面，包括制作过程、传播系统的管理和规划。自我管理是参与的最高级形式，此时，公众在传媒中可以行使决策权，并能够完全介入传播政策和计划的执行中。”这的定义或许较为贴切地概述“参与”媒介这一行为，但关于参与还有更为深远地探讨。
参与式新闻是发展传播学中的热点问题，它用了30多年的时间成为发展传播学中区别于现代化范式、依附范式的多元发展阶段，从一种基本的方法发展成较为成熟的理论。加摩尔·道尔格伦认为参与式传播“不是统一的传播模式，而是包含了诸多不同的方法、学派和意识形态”。在这一理论中，传播是参与者之间共享信息的过程，这意味着参与式传播没有传者与受者的区别，更无所谓“受众”的概念，这是因为最核心的要素“发送”，在参与式传播中已经转变成了“交流”。在道尔格伦的观念里，传播己然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开启对话、产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策略的工具，人们参与传播的最终目标是利用传播进行赋权，利益相关者也会基于这个目标在决策过程中更加活跃。
现在，中国国内“参与式新闻”的研究还处于介绍国外研究成果的阶段，如：针对亨利·詹金斯提出的参与式新闻理论，新利体育做一些学理层面的阐释和分析，主要体现在界定参与式新闻的概念；或者是将参与式新闻视为一种变量，探讨这种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意义，以及我们如何去面对和适应这种新型文化，如武汉大学岳改玲的博士论文《新媒体时代的参与式文化研究》等；大部分研究选择以参与式新闻作为新的社会背景，探讨文化转型中媒介素养的培育与发展。其中岳改玲博士认为，新媒体不仅体现在技术的革新和共融，并且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人类的经济活动、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基于web2.0等新媒介平台发展起来的参与式新闻是一个复杂的场域，是许多话语和权力关系的交叉点，背后有技术力量、商业力量、国家权力和精英等矛盾关系之间的相互博弈。新闻生产作为文化产品的输出过程，自然跳脱不了文化视角的探讨。
新闻生产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技术层面，即侧重在新闻文本以及新闻生产形式，其中尤以媒介融合为重中之重，关注传统媒体如何转型，推进数字化进程，此外有数据新闻、众筹新闻等新形式的新闻生产研究。少部分学者关注了新闻生产结构层面的转变一一从组织化转向社会化。
西方学者对“融合新闻”的研究，集中在传媒生产流程、从业人员的角色变化等领域。澳大利亚教授斯蒂芬·奎因(Stephen Quinn)在《融合新闻多媒体报道基础》中提到：随着新闻来源和信息渠道的剧增，记者和编辑的主要职能已经发生变化。置身于多媒体融合的新闻编辑部中，媒体人员不仅需要具备采集信息、生成文本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在新闻和信息的海洋里，筛选和重新组合这些内容，去阐述信息之间的联系和意义，并将之转化为知识。也就是说，新闻工作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对信息的整理与解读、知识的产出与管理。
参与式新闻生产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美国，但学界相关研究是很大程度上滞后于现实发展情况的。缺少系统地描述，定义、类型以及它的意义都较为模糊，这也跟参与式新闻生产并非一种固定的生产模式有一定关系，一些研究者甚至将参与新闻作为一种新闻类型和参与式新闻生产混为一谈。但公众参与到新闻生产过程中不仅仅意味着技术的变革，而是新闻生产结构颠覆性的变化，忽略对公众参与的研究就留下了当下新闻生产研究的缺口。
纵观新闻生产领域，则已然呈现出这样一幅景观，新闻生产者不再需要系统地学习复杂的新闻编辑系统、专业排版软件、专业图像处理软件、摄影摄像器材一台掌上电脑，甚至一部智能手机，打开微博、微信等APP动动手指就可以发布一条微博、九张图片、一段视频、一篇长文，内容编辑、排版、美化全部可以在软件内一键生成，并可以反复进行修改。传播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为公众参与式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强大的平台。
早期的计算机只能识别机器语言，使用计算机的人需要先学会写代码、编程序才能够运用这些比特。而今未经过专业机器语言学习的人们也可以在操作系统里自由安装品种繁多的软件，能够轻易地制造、修改这些已经由比特转化为文字、声音、图像的信息，甚至连70、80岁的老年人都拥有自己的社交账号，能够在网络上发布自己的电子动态。从恒温恒湿的机房到越来越轻薄的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让人摆脱了“线”制，结合无线通信的发展，使用者可以随时随地连入网络，进行他们的比特“制造”，传播由此更深入地渗透进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如果说技术为人们搭建了数字世界的自然景观，那互联网绝对是数字世界里最主要的人文景观。从将世界联结起来的Web1.0到以互动为主要特色的Web2.0，人们不再是大众传播时代中被动接受信息而极少能够进行信息反馈的受众，而是成为了不仅能通过反馈影响传播过程甚至能够进行内容生产的媒介参与者。Web2.0诞生后，人们有了一个参与到互联网中进行更多创造性劳动的平台，尤其是在内容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在互联网的创造性劳动中，人们将获得更多的荣誉、认同，以及财富和地位。”互联网则日益成为社会自我组织和沟通的重要手段。在这个过程中“社交媒体”逐渐形成，大有对“大众媒体(报纸、电视等)”取而代之的趋势。
中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和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社会矛盾。十九大关于社会矛盾的新表述提出之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转变，这意味着，在中国现阶段，追求民主、自由、平等既是社会的迫切需求，也是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目标。这无疑把公众对民主的追求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参与作为民主的重要部分，也在其中受益，公众的各类参与行为能够获得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支持。宏观概念的改变既是思维合力的体现，也会反过来影响个体的思维和行为，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个体的参与意愿自然会随着民主概念的推进而进一步释放，参与行为的不断扩展在新闻生产领域亦会愈加深入和广泛。
但凡重要的事情几乎都具有新闻价值，这是因为它们与人们的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人们注意的主要目标；因为它们影响社会的变动，甚至永久或暂时改变社会的进程；因为它们出乎人们的预料，突破人们的正常思维，在心灵深处产生震撼。传统的新闻价值要素所提到的重要性、接近性、及时性、显著性、趣味性无一不是密切关注着受众的效益，关注受众的现实需求。现代新闻价值认为“五要素”的定义没有反映出物对人的效用关系，转而“将新闻价值定义为新闻再受众接受过程中满足其认识需要表现出的效用，包括受众对新闻的精神享用和由此导致的物质利益的获取，包括有用、有益、有效三个要素。
在这两种新闻价值的定义中，公众都占据了重要地位。新闻和公众这样一种千丝万缕的关系，让新闻与生俱来地具有公共属性，新利体育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新闻报道中，新闻的公共属性更是一览无余。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新闻工作者将满足公众的需要作为一个基本的目的。此外，报道的公开性和广泛性，让新闻媒介在显性功能上具备了守望环境、实行舆论监督、开展公众外交、为民众提供服务等功能，长期来看新闻媒介还具有培育人的社会化、推动经济形态的发展、推动社会的政治改革等功能，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也提出了社会责任理论主张新闻报道需要为公众福利和社会目标负责。新闻媒介与社会关系自然成为了新闻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因为新闻自身的这种公共属性，它顺理成章得成为了公众参与的对象。
1999年，世界银行试图去了解贫民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他们走访了6万名日均生活水平不足1美元的贫民，但令他们意外的是，这6万贫民反映出来最集中的需求，并不是食品、住房、教育或医疗卫生，反而是自我的发声渠道。2而互联网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正是一个极佳的发声渠道。根据CNNIC最新数据，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网民总量已达到7．72亿，且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据了97.5%。其中中等教育水平（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占据了63.3％月收入在2000元、3000元、5000元中高等水平的群体分别占比16．6％和22．4％，且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群体较2016年12月增长了3.7个百分点，网民规模呈现向高收入群体扩散的趋势。且网络新闻用户规模为6.47亿，年增长率为5.4％，网民使用比例为83.8％，手机网络用户6.20亿，占手机网民的82.3％，年增长率为8.5％。而在PC端和手机端，网络新闻应用都占据着各类应用的前三。
杰·罗森是纽约大学新闻系的教授，他曾在《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中写到“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是那些处在一个媒介体系的接收端的人们，少数几家巨头争争吵吵，而大多数人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被动倾听。”这是大众媒体时期，受众最真实的画像，随着技术条件的成熟和公众参与行为的介入，这种“隔绝”的局面被打破，新闻生产模式随之改变，参与式新闻生产应运而生。
我们习惯于把专业记者、编辑确定选题、采集信息、编发稿件、出版传播的过程称之为新闻生产，严格意义上来说，新闻生产的结构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精神活动的联系环节”。我们所熟知传统的新闻生产主体有报社、电视台、广播站等专业机构，也就是说传统的新闻生产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是由一道道工序和管理部门的统辖来完成的，而不是记者个人完成的。而在互联网时代，这一生产模式发生了结构性地变化，原本在生产过程作用微乎其微的受众摇身一变，成为了新闻的参与者，新闻管理部门的管理和原则被弱化，他们自己作为经营者拟定生产方向、报道计划和决策，接着化身为记者采访写作继而担任编辑进行加工，最后互联网和各类应用软件取代了传统的物化劳动部门使新闻载体化。甚至这些步骤在同一人的手上一气呵成，难以像传统的新闻生产划出职责界限明确的生产流水线，但看似矛盾地却是集体协作比之前更突出和紧密，原因就在于曾经的众向合作转变为了横向协作。
这种依托于Web2.0等新媒体平台，以全体网民为活动主体，以新闻文本内容的产出(含选择与制作)、评论、转发、点赞、浏览为主要形式的生产活动称之为参与式新闻生产，根据网民参与的程度可分为：弱参与型、象征性参与型和完全参与型。它并非一种具体的新闻类型，而是新闻生产模式的一种发展趋势。‘它强调公众参与，实现了“一对多的传播”到“多对多的传播”的转变，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了更多地参与能动性，传统的“主体·客体”施受关系向着“主体·主体”这样互主体性的平等关系演变。想要更清晰地了解何为参与式新闻生产，看看以下表格：
如果我们能了解到传统新闻生产与逐渐走向精英政治、寡头政治的代议制有多少相似点，也就不难理解参与式新闻生产与参与式民主有许多的共同之处，尤其是在涉及权力的转移的主体参与行为中。但传统新闻生产与参与式新闻生产、代议制民主与参与式民主它们并非两组互相取代的结构，而是可以求同存异、互为补益的两组结构。代议制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在政治领域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当“当代议制政治仅仅体现为选举民主时，它的民主政治色彩就日益淡化，民众的作用逐渐降低。可以说公众的参与在选举结束时就无限趋于零，即使公众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当权者也会有采取象征性地意见采集过程，但是公众意志能够在公共政策中的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
而在观察现代的代议制政治时，我们会发现，它越来越排斥公众的政治参与，逐渐沦为精英政治、寡头政治，从而也就越来越背离“人民的统治”这一原则。由于现行的代议制民主对公众参与的排斥性，政治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危险倾向：政治冷漠主义，这是由于排斥性导致公众无法在政治活动中真正有所收益和发挥作用，也就对政治越发疏远、冷漠。政治冷漠主义已经成为了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危机之一。因而当代参与式民主的复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考虑到人人参与在人口众多的现代国家难以操作，参与式民主被视为只是高调不切实际的梦想，甚至被视为“愚蠢的乌托邦”。
“参与式民主的核心概念是公众参与，它强调公众的政治参与，主张通过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共同讨论、共同协商、共同行动解决共同体的公共问题。”在过程中实现更多公众的参与，结果呈现出协商后的公众意志被视为参与式民主的根本特征，从而有别于只注重结果的代议制民主中的参与。这就要求“公众具有公共精神，关心公共事务，遵循公共理性。相比建立基础是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代议制民主，参与式民主相信在参与的过程中，公众能够就公共事务进行对话、讨论、协商，最终实现合作目标。参与式新闻生产也继承了“参与式”理论的血脉，它的根本特征体现出了强调公众参与、并通过参与实现对新闻事件共同讨论、共同协商、共同行动解决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意义消费问题，最终实现互利互助的合作目标。具体来看，参与式新闻生产相比传统的新闻生产具有以下特征：
在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中，封闭式的新闻生产流程是不容公众介入的，公众能够参与式新闻生产的过程主要得益于传播科技的发展，本质上它是一种依赖于技术的新闻生产形式。因而以Web2.0为代表的新型传播科技是参与式新闻生产与生俱来的属性。依托Web2.0等新传播科技发展起来的社交媒体平台是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人们在社交网站、微博、微信、博客、论坛、播客等平台跨越了时间和地域的障碍，营造了自由开放、灵活便捷的交流氛围，为参与式新闻生产提供了群众基础和技术支持。因而我们无法忽视科技在参与式新闻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
复杂的信息技术创造出了平易近人的个人出版工具，如今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几乎不存在任何技术壁垒，对全体网民而言，参与式新闻生产在技术上不存在能与不能之别，只有愿意与否和参与程度的深浅。所有参与者借助目前的智能设备，仅仅需要入门技能，都能参与到交换和分享的过程中。互联网情况调查报告往往通过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等标签中建构中国网民的结构和勾勒网民画像，在《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中国网民的职业大致被分为14类，但我们相信实际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得多，每一个D的背后有着一切的可能性。因而，相比由媒体机构和专业人员经营的新闻生产模式，以全体网民为主体的参与式新闻生产，不可避免具有主体广泛的特征。
最后，参与式新闻生产是一种推崇民主、自由、平等、集体协作的生产理念，没有固定的生产模式
参与式新闻生产鼓励更多的参与，强调共同讨论、协商，参与过程因此成为了一个有机的动态过程。制作固定新闻文本是参与式新闻生产的行动目标而非最终目标，参与者期待通过参与共同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公共问题。如“济南女大学生裸坠”事件中，不断更新的新闻文本并弱参与者的最终目标，而弄清楚事实真相，事件中是否存在校园暴力、校方逃避责任等社会问题，及是否能够推动事件朝向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才是关切此新闻事件中的参与者的合作目标。“认知一态度一行动”，这是一个传播效果的积累、深化和扩大的过程在交流甚少，单向传播的传统新闻生产时代，新闻作品对公众的影响更多停留在认知层面和态度层面，而参与本身就包含着行为、行动的内涵，人们在参与式新闻生产的过程中达到了更深层次的传播效果，也为实现合作目标提供了途径。
谢尔·阿斯汀(SherryArnstein)在1971年发表的《公众参与的阶梯》(A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提出了以下观点，并根据公众参与的程度，将公众参与分为三个阶段八个阶梯：
阿斯汀在文中指出，资讯告知(Informing)和公共咨询(Consultation)是实现全面参与、真正参与的转折性步骤。资讯告知(Informing)本质上还是一种“官员一公众”之间的信息单向传递行为，公众的声音实际是无法上达的，他们也没有对话的权利。主要的行为载体有新闻媒体、手册、海报等。而公共咨询(Consultation)，是决策层以各途径收集公众的反馈，也就意味着公众在公共事务中开始发挥作用，常见的方式有民种参与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安德鲁·弗罗伊·阿克兰修正了阿斯汀的“公众参与的阶梯”理论，他认为弱参与阶段是无意义的，所以选择删去了这一部分，一共还剩下6个阶梯，根据参与程度由低向高排序，分别是：“研究和数据收集、提供信息、咨询、参与、合作和协作、授权”。“研究和数据收集”类似于阿斯汀理论中的公共咨询，决策者通过收集公众态度、观点以形成政策或建议，但很多学者对在参与阶梯中加入这一环节产生了质疑；“提供信息”是指公众主动提供决策所需要的信息，这被视为公众开始参与行为的标志；“咨询”是指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决策者对公众进行有关这一事件的反馈和意见收集，但这还未涉及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参与”阶段，公众最大程度地参与了决策的讨论、协商，并且能够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影响，但决策权依然掌握在管理层手中；在“合作和协作”阶段，公众与决策者之间建立起平等互助的伙伴关系；在“授权”阶段，决策权完全转移至公众手中，与统治者专制的权力布局状态完全相反。
我们依据对现实媒介环境中公众参与行为的观察，并考虑到参与行为阶梯的完整性，最终选择采用阿斯汀的公众参与阶梯模型，将参与式新闻生产分为三个类型：弱参与型、象征性参与式型、完全参与型，并依据网民不同的参与行为及相应的参与程度绘制了以下参与模型：
在弱参与型的参与式新闻生产中，参与者个体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依然处于末端，话语权掌握在影响力媒体手中，属于精英控制的阶段。被动接收和点击是弱参与型最典型的两种行为模式，它们更多地含有被动意味，即使是在强调互动的互联网世界中，在这种参与模式下，参与主体一如大众媒体时代的“受众”，公众仅仅只是被动地接收和阅读新闻文本，即便点击量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参与者喜好的趋势，但参与主体仍隐藏在空洞的、看不清情绪的点击量背后。为了能一探这种参与行为的真面目，人类为此大费周章，甚至发明了眼动仪记录用户浏览页面时视线的移动过程及对不同板块的关注度。借助眼动仪的眼动测试，我们可以了解用户的浏览行为，评估页面效果。如果这项发明得以普及，用户画像或许会更加清晰，但在这之前，我们通过点击量所能知晓的，只有一张张打着问号的脸和简单的访问爆款。而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爆炸，人们为了免于冗杂信息的纷扰，对媒体经营者层出不穷的信息传递方式如微信推文、新闻PUSH等通知设置静音、阻拦消息，有限的精力面对无穷的信息，信息到达的难度反而更甚。一边是喧嚣甚上的虚拟媒介世界，新利体育一边则是世外桃源般的孤独个体。
在象征性参与型中，参与式新闻生产的核心一一公众开始关注这一舞台，生产权一如政治活动中的决策权向公众转移，政治活动中，公众通过投票、公众大会等形式反馈民意从而影响政治决策，而通过搜索、点赞、投票、关注等行为公众能一定程度上影响新闻生产的过程和内容。公众的搜索行为促生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榜，点赞、投票、关注、转发这些进一步的动作在提升媒体本身影响力的同时，也促进了新闻文本和新闻事件的传播广度和深度，评论作为主体态度率先出现在参与式新闻生产的结构中，与以往传统媒体时代的客观、理性的专家评论不同，这些评论200~300字阐述得更多是群众本人的立场和主观意见，甚至包含许多非理性的言论，大部分的舆论也是从简短的评论中发酵得来。话语的单向流动由此向对话、交流形式转变。这一类型中的参与主体可以称之为有话语权的观众，他们未必直接参与新闻文本的写作制作，但在此时，参与主体已经介入了对新闻文本的选题和制作形式以及传播过程，新闻作品中对网友观点进行整理分类并引用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网络中由此形成的舆论对“生产决策者”的行为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为了解和引导舆论的良性发展，关于舆情研究和应对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积极在这个新兴领域分一勺羹，如人民网舆情监测中心、清博舆情等商业公司，以及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中的舆情研究中心等。
参与的最高级形式是自我管理。Reddit是美国人气最高的新闻社区，它被称为“硅谷里的外星人”。Reddit就像是新闻界里的自治领地，它的界面看起来简陋而无序，信息质量也参差不齐，远不如专业媒体平台的精美、详实、专业。如果非要找个词来形容它，“电子通知栏”或许是它最合适的代名词。但它却拥有了其他媒体平台不敢想象的庞大流量一～它的月活用户已经超过了2。5亿。作为内容聚合网站，Reddit并不像现下流行的、打着“算法”旗号的新闻网站，这些网站往往依靠数据挖掘器直接搬运内容，但Reddit的一切内容制作和管理都依靠用户。其内容聚合完全依靠人力，注册用户自行发布内容和链接，其他用户为这些内容和链接进行投票、留言和评分，得分高的内容可以被放在网站或分区的首页。Reddit的发展为媒体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让用户参与内容生产。严格上来说，这个思路一点都不新，因为各家专业媒体早已经为用户参与内容制作提供了多种途径，并通过UGC内容来丰富该媒体的报道角度和内容。区别在于，Reddit做到了完全的权力让渡，而大多数媒体只是让渡部分权力。从提供新闻内容到事实核查，再到提供资金来源，用户的影响力在现代新闻的生产过程中逐渐增强。
在完全参与型中，参与主体成为了舞台中的启明星，出版、发送新闻文本不再是专业媒介机构的特权，公众直接参与到新闻文本再加工、改造和原创内容制作与传播的过程中。尽管并非人人亲自参与新闻制作，但相比大众传播时代的绝对声音，现下己然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媒介景观。而“随着互联网新闻产业链日渐完善，在新闻生产、渠道分发环节都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发展机制，市场监管日益完善，参与主体日趋多元。”生产结构上，一方面UGC用户生产方式逐渐向机构化、专业化过渡，诞生了一系列的口经营机构(如MCN机构，为UGC用户经营内容产出，塑造这一内容用户的口形象，提升和扩大口价值，实现了UGC向PGC、的转化)；一方面专业媒体不断向互联网转型，增强了新闻领域中的专业声音，因而形成了专业新闻生产(PGC)与用户生产(UGC)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大V、网红、商业化媒体都成为了网络中权威新闻媒体机构的流量争夺者。
“参与式民主的核心概念是公众参与，强调公众的政治参与，主张通过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共同讨论、共同协商、共同行动解决共同体的公共问题”。参与式新闻生产同样离不开公众参与，没有参与行为，就没有参与式新闻生产。而公众参与的深浅直接决定了参与式新闻生产的类型以及不同类型所代表的权力关系。由此，我们将公众的参与行为是参与式新闻生产中最重要的自变量，并试图对这一核心因素进行概述，描述由它产生的权力关系以及其内在动因是什么。
参与的主体，也就是指进行参与活动的是“谁”，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基于互联网环境，本文所指的公众等同于《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7．72亿中国网民，而作为新闻生产参与主体考察时，我们选择排除政府管理部门的公务人员和体制内新闻媒体从业者，因为他们的参与行为是基于职业要求，而且他们不仅仅能够“影响”新闻决策，一般情况下，他们正是拥有决策权的那个群体。但当他们的参与行为非职业要求而是以普通网民的角色进行时，我们可以再次把他们纳入参与的主体。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引用了CNNIC的数据试图勾勒中国网民结构，有限的图表将繁杂网民的学历、收入、职业情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而实际上远比图表所呈现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当他们参与式新闻生产活动时，参与的主体也愈发多元和复杂。
此外，参与主体并且体现出了更强烈的参与意愿和行为。据CNNIC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网民结构正朝着中高教育水平和中高收入水平发展，而这一群体更多地承担了创造内容和分享传播的工作；而在年龄结构上18—24岁的群体更热衷于在互联网中发布内容，而95后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是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正在成为互联网群体的中坚力量。在这一总的发展趋势下，中国网民群体体现出来了更强的参与意愿和行动力。以微博为例，在微博这样一个由用户UGC内容组成的内容平台，微博所涉及的领域已涵盖人们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娱乐、军事、旅游等各个行业都找到相关的微博内容，因此微博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通道。
2017年4月，《我是范雨素》一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称得上2017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在那之后，很多媒体希望采访范雨素，她拒绝了很多，选择性地接受了一部分。她在2018年2月发布的《2017，我采访了11个记者》一文中写到：“因为人都是互相尊重的，他们采访了我，我也采访了他们。”范雨素在众多记者的采访中摇身一变，成为了采访记者的人，这可谓是典型的“传受模糊”的案例。“传受模糊”是传媒学界业界流行的中说辞，用来形容当下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角色关系模糊易变的境况。而本文认为“传受模糊”本身是对传统新闻生产中的“一传一受”两元关系生硬的延续，而在交流、对话为主的参与式新闻生产环境中，这已不合时宜。新媒体时代，信息生产门槛的降低，使得只要本人有主观意愿，都可以进行新闻生产(如果不去计较生产质量)，也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随时转变为生产者，生产规模从机构到个人一直在变小，公众记者就是生产规模极度缩小的印证。伴随生产单位的缩小，生产的文本也向着“微”的趋势发展(如微博、微电影、微视频、微小说)。而“微文本的流动方式变得更加灵活多样，关注、评论、转发、加密、拉黑、私信等互动方式不仅意味着人脉关系构建的方式，也意味着微文本话语传播的流动方式。”在碎片化传播趋势中，人脉关系在碎片化文本形态的流动过程中被勾勒出来，现代人交往的“圈层化”和“缝隙化”特征也暴露在人们的眼前。而“这种流动方式征用并模拟了现实人际交往的各种逻辑，目的就旨在搭建一个指向人际交流的想象体系和情感结构”。哈贝马斯认为，在这种更为平等的人际交往行动中，它所体现的“交往理性是一种互主体性，是一种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它不同于只表现为单向度的主客体关系的工具理性”。在这其中，人们在对话和证明观点的过程中，是平等的，是自由的，双方的关系表现为不存在强制性的“互相协商”。
关于政治行为的参与动力有本性说、理性选择说、功利选择说、马克思主义的公众参与观。本性说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他们只能听从本能和欲念的驱使，而资产阶级启蒙学者认为，“人是具有理性的”，人性的本质在于人类的理性选择，通过理性选择，人们是能够合理安排与自己有关的事务。“功利选择说”却不相信这一套理论，它认为某种程度上依然是本能在驱使人类，尤其是在面对利益时。这其中的逻辑是，“功利选择说”认为人不可能做到鱼与熊掌兼得，人往往只能够通过权衡利弊，找到利益的折中点，实现利益最大化。
针对公众参与，马克思主义给了两个新的阐释角度：“其一，人们参与政治绝不是基于‘本能、理性’这些虚无缥缈的精神原因，它需要建立在切实的物质利益基础之上；其二，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两种性质的公众参与：一种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参与，一种是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参与州。而在两种性质的公众参与中，包含的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双方面对公共权威所进行的博弈，以及维护或改变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之间的竞争。这种赋权不仅能影响新闻生产，甚至通过参与式新闻生产进一步影响公共事件的进程。
参与式新闻生产重新定义了新闻的时效性。东京时间2011年3月11日14：46分，日本发生了一场里氏9．0级地震，CNN．corn在首页提出希望网友提供照片视频。几分钟之后，一名叫ChrisPostnikoff的网友CNN主页上上传了一张地上有条裂缝的照片，ChrisPostnikoff描述这张照片为“这不是轻微的震动”，成为网友传回的第一条现场讯息。另一名网友Ryan McDonald采用了录制视频的方式，他在视频里尖叫着“我的天，房子开始倒塌了”，而在他视频的前半段，在他看见这些惨烈的现象之前，镜头里的他也比较平静，甚至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地震。而这两名网友前者身处千叶县，后者则在福岛。连入网络的摄像头、新利体育输入框深入到了新闻专业者无法触及的各个角落和缝隙，新闻事件现场的公众第一时间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现场资料，新闻的时效性已经开始用分秒计数。参与式新闻生产中的“接近性”、“趣味性”要素日益重要，发布新闻的普通公众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新闻理论教育，不在乎排版条条框框，他们在乎的是“我的朋友或同，事会不会关注这个消息”，因此直觉和本能促使他们选择与自身群体联系更紧密、趣味性更强的新闻。并且在参与式新闻生产中，信息的发布往往是“先发布，后过滤”，过滤的标准往往是公众对其的喜好，高阅读量、高点赞量就意味着高人气，从而会获得更多次数的推送和转发。传统的新闻理念中将“重要性”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相联系起来，且由于每个体的利益千差万别，重要性的标准各不一样，但在传统媒体时期“重要性”默认与国计民生类新闻划上了等号，而参与式新闻生产的重要性从一种集体概念变得更具个人特色。
在《数字化生存》的序言中，尼古拉·尼葛洛庞帝这样写到，“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并宣称“后信息时代”已悄然来临。“后信息时代”强调真正的个人化，不仅仅指个人选择的丰富化，还包括人与各种环境之间恰如其分的分配。从窄众传播的出现到未来学家所设想的个人传播，都与尼古拉的“后信息时代”不谋而合。而随着新闻主体的多元化，新闻的“重要性”标准必然也会更具个人特色。
公众介入新闻生产过程后，传统的闭环式生产过程转变为集体协作式新闻生产过程，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将所有会参与本次新闻生产的人都集中在一栋大楼，一道完成新闻生产。新闻生产也就不再是一锤定音的了。而是随着新闻事件的发展和网民的参与不断地更新和丰富。且新媒体时代，文本的修改成本和发布成本非常低，粘贴复制几乎是每一个人都能掌握的计算机操作，不会使用计算机输入法，还有越来越精准的语音输入法解决这一门槛。
这里说的动态化与传统新闻时期的追踪报道是不一样的，追踪报道是媒体对某一事件的追踪了解，不断报道最新情况。而新媒体时代的动态化新闻生产，是由于从新闻选题、文本生成到形成舆论等环节都有网民的深度参与，使得各个环节极具不稳定性。而网民群体基于情感释放需要，并在群体行为中削弱了自身的理性思维与判断，常常会被一些骇人听闻的言论所煽动，事件一出就急于表态站队。反转新闻就是基于这一背景下愈演愈烈，往往不明信源爆料后，在网络上未经求证和全面梳理就已经发酵，而随着关注度的水涨船高，事情真相一步步被揭露，能主导舆论走向的事件细节一波三折，舆论站队也不断更替。网民对新闻事件的观望态度也从严肃对待转变为“吃瓜”心理一一源自吃瓜群众，事情真假不重要，只为看个热闹取乐。
挑战新闻生产权威，却造成质量低下，生产混乱局面但凡是大众的而非精英的，在被提及时似乎都无法逃脱人们对其质量低下和无序的指责。诚然当今的新闻从写作方式、发行渠道甚至阅读方式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美国圣母大学研究发现，Reddit参差不齐的信息质量，让Reddit逐渐成为“标题阅读器”一般的存在，用户投票的帖子中，有73%没有被实际点击过。此外，由于大多数用户没有受过专业的新闻教育，报道的专业性、中立客观性也就无从谈起，更多地是带有个人观点、个人情绪的记录和发泄。台湾公众新闻平台Peopo就被批评“内容偏向记录个人生活和社区经验”，而极少促成公共议题的集体讨论。“破窗效应”由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乔治·凯琳提出，意指一扇未及时修护的坏窗户可能会示范性的纵容别人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破窗户中滋生的无序感和麻木不仁的氛围有可能滋生更猖獗的犯罪。在Reddit这样的用户自治社区中，“破窗效应”尤为明显，短暂的秩序失控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混乱。2015年波士顿爆炸案中，一名失踪的学生苏尼尔·特里帕蒂被Reddit用户被错认为是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愤怒的网民对他进行了人肉搜索，一拥而上到他和他家人的Facebook页面疯狂咒骂。Reddit的总经理Erik Martin事后被迫道歉，并批评用户在Reddit上的“危险推测”
在主体角色一节中，我们已经说到，参与式新闻生产中的角色关系，已经从单向的传受关系，转变为双向的互主体性关系。主导者和参与者成为新的角色关系的形容词。当然制约这一权力变化的前提因素仍然是技术、资本和国家权力，而其背后的话语关系，也因参与者的自我赋权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加拿大纽芬兰地区一个偏远岛屿福古岛由于过度捕捞，渔业资源逐渐衰竭，当地出现了高失业率，而福古岛上的10个社区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1967年，加拿大政府为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启动了一项“变革挑战”，计划重新安置福古岛上散居的岛民到有工作岗位的大陆矿区。当时纽芬兰纪念大学的唐纳德·斯诺登(Donald Snowden)因研究福古岛渔业社区来到这，加拿大国家电影局(NFB)的导演兼制片人柯林．罗(ColinLow)也准备在拍摄记录岛上独特却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的纪录片。但调研中他们发现，大部分福古岛的岛民不愿意离开，他们希望有其他的安置方案，重振渔业。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福古小组”，和岛民制作了一系列有关岛民在面对极速衰退的渔业状况下如何努力的纪录片。“他们觉得让岛民直接表达比作为外人的他们来做拼凑更重要。所以他们采访了岛民，不使用任何隐藏摄像机，而且尽可能地不让岛民感到拘束，从不未经允许就进行拍摄。更重要地是，他们给予受访者审看这些影像的机会，并删除任何当地人认为不准确的内容。”“福古小组”总共拍摄了28部短片，同时，他们在岛上35个地点进行放映。这个反复的过程一直持续到人们对当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共识。
10个社区近2/3的岛民通过影像的生产和传播意识到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且决定团结起来、互助合作解决这一问题。“福古小组”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决策者和政府官员。政府决策部门在观看影像后，才了解了这些居民的真实想法，最终改变了公共决策，福古岛的历史从此彻底改变。新利体育正是公众的参与行为促使了话语权的转移，话语权沿袭着参与阶梯慢慢从精英控制向公众控制的一端倾斜，进一步影响公共事件的进程，让新闻的意义也从单纯的告知、知晓发生了更多地转变。
对传统新闻生产资源的有益补充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饱受诟病的主因是它通过竞争式的选举来选择统治的精英，已经沦为一种精英民主，它事实上把民主归结为一种选举领导人的方法和制度安排，民主不过是选举时才拥有的参与投票选举的权利。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也如这种封闭式的代议制一般，媒体机构为大众挑选精英进行新闻生产和把关，普通大众甚至没有选择的权力，生产资源被掌握在少部分人的手中。而普通公众的平民视角、草根解读往往会带来有意想不到的结果，甚至发掘出新闻中有趣又或者富于人情味的一面。且媒体人常常被称为是“专家”，接触地事物多，似乎什么都知道一点。但知识面虽广，媒体人受精力和专业背景的限制，绝不可能精通每一个领域，在面对一些专业性极强的领域，往往专业人士的解读才能更深入、更有启发意义。而当无数个体参与者通过网络聚合起来，不同的观察视角和知识储备，以及这些个体所各自掌握的信息量，或许更容易整合出事件的全貌和纠正新闻中的错误。并且，在社交媒体时代浏览新闻，我们不仅想看到事件的真相，我们还渴望知道“其他人”的想法，不少新闻文本在创作时都会在正文引用评论，从而评论渐渐演变成为新闻的一部分，甚至评论比新闻本身更精彩。
美国政治学家卡罗尔·佩特曼认为，参与是具有教育功能的，个人的参与越深，就越具有参与能力。具体而言，个人只有在实际的参与活动中，才能够形成参与所需要的个人态度和心理品质，包括心理方面和参与技能以及程序知识的获知等，此外，参与还具有整合性功能，有助于人们接受集体的决策。相应地，在公众在参与式新闻生产的过程中，个人的参与越深，越能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新闻事件以及新闻生产的操作法则与规律，这一实践过程也是公众媒介素养习得的过程。同时，自己亲身经历新闻生产过程后，人们往往对生成的新闻文本具有更高的信任度和接受度。媒体的人才需求一直是个自相矛盾的话题一一人才过剩和市场需求不能被满足。尽管传媒专业的前景不被看好，甚至常常可以看到毕业生“毕业就失业”的相关报道，但机构、企业却在为如何聘请到优秀的媒体人才而发愁，这不排除部分企业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栽培新人和部分学生好高骛远的可能性，但究其根本，其实是人才类型难匹配市场需求。
由“读”走向“写”，由单向走向了双向互动，受众不再是被动接收者，他们成为了更主动的信息分享者与传播者，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新闻生产领域。参与者通过创造了大量鲜活的内容，借助各类分发平台相互分享、串联，形成了一种新的、互动式的参与式文化。这在宏观意义上促使了整个媒介文化的转向，曾经控制在精英阶层手中的媒介文化正在逐步下沉，转向注重互动、推崇平等的参与式文化。新闻生产作为文化生产的一部分，新闻生产参与度的提高，无疑与参与式文化的发展相辅相成。
质量低下是全民生产不可绕过的话题，但前文已有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而新闻议题和舆论的把控难度大大超出从前的纸媒时代，多数人的在参与式新闻生产中尤为明显，新闻娱乐化倾向严重，而关注严肃新闻的人也越来越少。由全民自由选择、捧热的新闻议题往往局限在满足个人的趣味和猎奇心理，而公共资源与个人精力是恒定的，当那些趣味性的、娱乐化的信息挤占了信息渠道，人们对公共议题就没有那么重视了。这无疑为新闻议题的把控提供了巨大的反向作用力，甚至如何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那些看似遥远实则关系到每个人生存环境的国家大事上，都成为权威媒体花尽心思去尝试和努力的方向。
基于自身利益需求、拥有完整链条关系的传统企业智库系统，一般都更具有稳定性。而参与式生产则不一样，它的智库资源往往来自于社会上的闲散资源，也就是说，智库的稳定性主要依赖参与者自身的付出程度，一旦出现阻碍稳定性荡然无存，这对采用参气与式生产的平台就是毁灭性的打击，最初可能是新闻文本的品质降低，而后导致核心用户(核心参与者)的流失，随之引发信息、普通用户、资金的流失和缺位。
互联网因其草根性、互动性特征被视为能让所有人“平等”使用的新传播工具。帕克和邓恩曾认为：“公用信息业独一无二的最大潜力可能就在于，它可以大幅度降低教育成本，使我们的社会为所有成员提供终生公开且平等的学习机会。”而在实践中，现状似乎与此背道而驰。对于新闻生产的参与主体而言，虽然传播技术为每一个人提供了近乎相同的参与可能，但由于个人的社会资源、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的不同，现实中参与的领域与层次也就不尽相同。
一如新事物在任何领域传播的状况那样，往往是知识富有阶层或者具有较高经济位的群体会更容易接受新媒体，以及以新媒体为载体的参与式新闻生产这种协作化生产方式。更高的接受度意味着更高的积极性，同时也意味着更容易从中受益。
尼古拉斯形容传统的信息传播是很矛盾的事物，有内容价值的信息是比特，而它的载体却是原子。因而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的载体一出现，就对这个矛盾体进行了深刻解构，并进一步深刻影响了社会关系，改变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在今天，学界业界争论了十余年“报纸消亡”的已经不了了之，取而代之的是关于传统媒体的转型问题(我们已经默认新闻纸质阅读的时代已经不可逆转的逝去了)。那我们讨论的核心就转变成了“专业媒体能否继续存在”，而答案是肯定的。记者和编辑也是如此，可能有别的名词称呼这一群人，形式改变、职能转变但其角色却是依然存在的。
如何改变媒介生态中传播不平衡的状态，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这既包含群体之间的不平衡，也包含议题的不平衡。从前文的分析来看，在参与式新闻生产中，也存在这两种不平衡。一是群体之间的参与鸿沟，二是新闻选题的严重娱乐化。
分析参与鸿沟时，我们不仅需要考虑能否使用互联网，解决科技近用问题只是缩小了参与的起点而非全部。能够使用互联网和善于使用互联网并进行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依然是不同的概念。而提升互联网新媒体的普及率和有效使用率势必需重组社会资源的布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信息社会首脑会议之际发出建立社区电子中心的行动。
唐佳敏．跟穆青学讲当代中国人物故事[J]．青年记者，2017(5)：46—47．
唐佳敏，张韦唯．娱乐明星网络“粉丝”消费行为原因分析[J]．视听，2017(2)：16—17
孟军，《网络与传统媒介传捕方式的比较剐『究》，中华传媒嘲，2005年04月08日
周正昂，浅析“参与”语境下新闻生产机制创新，知网，2017-06-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