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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利体育景观设计师如何创造有价值的公共空间?

  新利体育对于每一个建筑学子来说,扎哈,隈研吾,矶崎新,伦佐皮亚诺......这些大师离我们遥远而又熟悉,我们可能从未见过他们的样子,但是对他们的作品和理念印象深刻。

  活动邀请11位任职于大师事务所、且有海外求学经历的青年建筑师,一同分享与探讨“建筑打工人“的现实与理想,揭秘“行内人”眼中的大师事务所。

  景观设计师应该扮演一个协调者,建立各方沟通的桥梁,讨论和归纳出潜在的共识;然后运用景观设计这一工具,提出一个最佳的场地解决方案。

  我的研究生生涯在宾大度过。新利体育过来读研之前,我已经在国内的土人,兰德等设计公司工作过三年,也自以为见识过这个行业的方方面面。但是没想到,第一年501,502两门Studio就给了我巨大的冲击。

  501的导师是Anuradha Mathur与Dilip da Cunha,他们一直在强调将自身作为感知和丈量场地的唯一手段,而不是去使用任何现成的数据。“调研即是设计的开始”。我们被要求使用三角测绘、计算脚步等方式来mapping场地平面,以及以身高为比例尺,用sequential section 画出场地剖面信息。

  我们的身体和运动成为了数据的基础来源,而这导致了每个人收集的场地数据都是有“偏差”和“偏见“的。基于此数据展开的设计必然是主观的、个体化的。Anu和Dilip对形式表达语言有着很强的限定,然而最终汇报时每个人的方案差异却极大。每个人内心最敏感的一些东西被挖掘出来,放在了图纸里。

  我们502的导师是Ellen Neises,她在从事景观设计前的专业背景是公共政策。我们502的课题是“纽约桑迪台风后的灾后重建”。当时桑迪台风刚肆虐纽约,对沿海岸线区域造成了大量的损毁,灾后重建和灾难防护成为当时一个全社会关注的问题(REBUILD BY DESIGN 竞赛便是当时的应对措施之一)。Ellen带领我们调研各个区域的损毁情况,访问受灾居民,然后要求我们从政策,环境,保险,以及设计等不同角度切入,然后针对一个特定问题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这种使用景观设计来尝试回答一些全球性议题的方式,给了当时的我极大的冲击。

  而两个截然不同的Studio,极大的扩展了我对景观设计广度的理解——景观设计既可以微小至探索个人感知的具象化,也可以宏大到探讨全球尺度的议题。

  502项目:自然生成的海岸防护岛链。通过建造顺应洋流与季风方向的驳堤,引导自然力,建造成本最小化的生成海岸防护岛链公园。防御未来海啸灾害的同时,也作为自然海滨公园为居民服务。© 罗亚丹

  这些年我在OLIN事务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公共空间的项目。刚入职OLIN的时候,有同事抱怨说似乎OLIN没有什么固定的设计风格。然而在此工作多年后,这个略带贬义的定义在我心中逐渐成为了一个褒义的赞赏。公共项目的最终形态应该是由投资方,政府,当地居民和设计师们共同定义的,不同项目最终的呈现必然各异。

  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而公共项目的服务对象是社会中的每个人。景观设计师首先应该扮演一个观察者,敏锐的理解场地,以及场地里不同的群体和他们各自的诉求。然后扮演协调者,建立各方沟通的桥梁,讨论和归纳出潜在的共识。最后作为设计者运用景观设计为工具,提出一个最佳的场地解决方案,并且把控建造的方方面面。

  最终设计的结果可能是风格强烈的地标空间,也可能是关注生态恢复与市民休闲共存的自然公园,或者是一块简单的开放草坪加室外座椅,甚至是一块用颜料线条在停车场和沥青路上画出的活动空间。而一个项目是否对城市和居民创造了积极价值,则是评判项目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准。

  纽约26号码头是我在OLIN全职参与的第一个建成项目,项目建造于曼哈顿西南角原26号码头之上,我们以哈德逊河流原始生态环境作为设计灵感来源,设计了一个包含开放草坪,综合体育运动场地,河口湿地观测场,都市180度眺望台的开放空间。

  由于纽约公共空间的极度稀缺,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可以最大化让人“坐下”的空间。而为了让“坐”变得有趣,我们设计了不同形态的座椅,躺椅,台阶剧院,室外吧台,眺望台,秋千,然后将它们融于整体空间之中。我们曾经还试图设计一张漂浮在海面上的巨型大网,让人可以躺在上面。可惜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这一想法在最后一刻被取消。

  项目于2020年夏季开放,是当时疫情期间曼哈顿唯一一个新建成的开放公园。公园开放后的那个夏季,3.5 acer的场地上每天都是爆满。大家在这里晒太阳,聚会,野餐,学习,玩耍,新利体育放空。我甚至看到几个年轻人偷偷带了几瓶啤酒,打算找个角落开野生party。这在疫情大背景的衬托下,尤其凸显了公共空间为市民心理和生理健康所提供的重要价值。引用对26号码头项目专访里的一句话:“在COVID背景下完成的这个项目,再一次证明了公园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是添味剂”(“Now, we’re finishing this in the time of Covid, when, again, parks have become less of an amenity and more of a necessity.”)

  另一个项目是我目前正在全职投入的项目-弗吉尼亚彼得堡的Appomattox河连接者。新利体育这个项目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作为景观设计专业,扮演了一个桥体设计项目主设计方的角色,新利体育我们的设计顾问成员包括一家桥梁设计公司,艺术家内德·卡恩(Ned Kahn),结构、地质、水文工程顾问,生态设计,照明公司,以及其他设计配合专业。

  Appomattox河南北两侧的社区差异极大,新利体育北侧的社区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南侧则相对贫穷。北侧拥有大量设施完善的基础设施,公园,栈道,而南侧社区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公园。我们用了”连接者“(而不是“步行桥”)来定义这个项目,希望通过这个新的连接,激发河岸两侧两个社区交流与互相扶持的机会——南侧的居民可以步行抵达北侧寻找薪水更高的工作机会,而北侧居民可以方便的来到南侧享受更低廉的物价。同时“连接者”被定位为一个兼具通行与停留的公共空间,以及一个地标,因此其建成以后必然吸引大量的参观人流,刺激两侧社区的经济发展,并最终为南侧社区提供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不同于多金的曼哈顿,彼得堡是一个正在缓慢复兴的老城,不甚宽裕的建造资金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如何平衡交通连接功能,公共空间,地标性艺术装置,和桥体结构之间的资源分配比例,是项目顺利推进的关键。桥梁设计师配合结构、水文、地质顾问,提供桥体结构的最优解方案,艺术家康负责将他的艺术作品从项目中生长出来。而我们负责统筹和理解各专业信息,进行桥体设计。在这个过程中,桥梁,结构,景观,艺术专业之间的边界被打破、重构,而通识的景观设计专业则起到了黏合剂的作用。

  我认为景观设计是一门通识学科,而景观设计师应该有着不同的身份:既可以作为设计者完成具体的场地设计任务;也可以作为协调者,聆听与协调公众,政府与投资方的意见,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正义;同时,景观设计师应该作为倡导者,积极参与到社会的宏观议题的讨论之中。

  OLIN在4年前成立了一个研究部门OLIN LAB。员工可以自主申报课题,申请研究基金。作为第一批的启动项目,我主导了无人车与柔性城市道路研究的课题。整个研究关注于探讨无人车技术如何为城市道路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和生态价值。

  现代道路是根据最高峰值的交通量设计的,而在非高峰时段,大量道路处于闲置状态。当我们能够通过大数据更精准预测数值变化时,街道空间其实能在限定时间内转化为公共空间。同时,当算法控制的无人车可以实现精确驾驶时,80%的现有车道空间将可转换为以植被为主的透水空间。在无人车占主导的未来交通中,道路将从交通基础设施转化为绿色基础设施。

  虽然这个未来仍遥遥无期,但是我始终认为展开这个讨论的意义重大。科技的发展是社会变革最初的火花,而如何展开这个变革,则应该由不同利益群体互相探讨,争论,妥协而来。针对无人驾驶的城市未来,景观设计师需要从生态环境和公共空间的角度提出建议。

  实践的同时在高校任教是Laurie Olin本人留下的传统。我很幸运延续了这个传统,在毕业两年后便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系任教并至今。从暑期课程到502核心studio的教学经历让我在实践的同时一直保持着与高校的联系。宾大研究生的本科背景非常多元。除了建筑,景观,规划以外,还有文学,生态学,地质学,哲学,艺术,政策等等专业背景。加上国籍与文化的多元,每个学生其实都有着一套独特的价值观。我在教导景观设计专业知识的同时,着力鼓励他/她们将设计方向与他/她们原有价值观中的某个兴趣点联系起来,既可以是宏观议题如碳中和,地下水盐化,棕地修复,自然力修复,也可以是具体的主题如历史地标,码头重建,都市农场,极限运动公园,而最后的公园设计则成为这些议题的承载体。

  全球生态问题的日趋严峻,世界范围的经济与政治动荡,还有肆虐全球三年的大流行病,无一不与城市和公共空间相联系。作为公共空间的直接设计者之一,景观设计师有义务,也有能力去参与到这些宏观议题之中。

  从大学接触景观设计至今已十余载,然而当别人问起我们这个行业的具体定义,我却还是无法准确的描述。随着实践的积累,我越发感觉这个行业的边界是在不停扩展的。追随其扩展,或为此添加一份自己的小小力量,是我热爱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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