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利体育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一股新世纪浪潮随电视新闻直播蔓延全国，饱含期冀与热情，似乎人只要置身其中即可获得能量。
二十多年后，作家周嘉宁在新书《浪的景观》的沙龙和采访中，依然回味着2001年那个夏天的夜晚。19岁的她和朋友从上海到北京玩。当电视中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为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时，朋友拉着她冲出地坛的招待所，跳上一辆出租车，赶往广场庆祝。街上人潮涌动，从五道口骑车来的学生带着横幅，朝迎面走来的陌生人微笑。空公交车停在路边，大家爬上车顶，唱起《国际歌》和罗大佑的《恋曲1990》。她和朋友在广场待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清晨升国旗。
这个充满奇遇的夏夜，在周嘉宁的记忆中凝成了一个关键性瞬间，“它是我成年以后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用自己的世界观去看待事物的起点。”而这个有点梦幻的成年开场，曾让周嘉宁以为人生将会一直这样，被集体性的快乐包裹着。
35岁时，周嘉宁把这股强烈的震动写进了小说《了不起的夏天》。实习生秦跟师傅去北京出差，中午收工，接着逛北海公园，吃炒肝、卤煮，晚上在电视前看申奥揭晓的直播。秦以为那天全国人都守在电视机前，“那种紧张和期待都是今后再不可复制的朴素，甚至纯洁。”小说中，他们也在前狂欢了一整夜，第二天再坐卧铺离开。
人们四散，师傅请假去了云南山中的庙宇，再离职去俄罗斯；秦接替师傅的工作，成为主任、部门主管、地区主管。故事始于两人几年后的重逢。他们在小饭馆里喝黄酒，师傅谈起他前几天在圣彼得堡遇到的大雪，以及2001年在北京那个了不起的夏天——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在奥运会之后，世界将会变得更不一样？”师傅喝了一口酒，秦也是。
“我们小时候从一个比较低迷的时期开始，一直在经历向上的过程，自然会觉得会有更好的事情发生，会有庞大的快乐在等待你。”2022年，40岁的周嘉宁在播客《螺丝在拧紧》中说。当成熟的经验覆盖了天真的期待，那些早已退去的时代热潮，在人们心中究竟化成了什么？
2022年夏天，周嘉宁出版新书《浪的景观》，收录了她从2019年起创作的三篇中篇小说，故事都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之间：《再见日食》是日本作家满岛拓在20年后重回美国小镇，与青年时代的旧友重逢；《浪的景观》是试图成为新世纪弄潮儿的“我”和朋友做服装生意，又被时代大潮席卷而去；《明日派对》则由台连接起一群年轻人的友谊，小说中的角色遍历上海、南京、北京，他们乘坐的皮划艇沿上海的苏州河滑行，河道变化也承载着城市与时代的变化。
只是，写作二十多年，依然有读者会在沙龙结束后，畅谈周嘉宁年少时参加的“新概念作文大赛”。
2022年底，周嘉宁作为嘉宾，参加她的老师张新颖的新书《不任性的灵魂》的分享沙龙。书中，张新颖不关注天才的任性飞扬，而是写T·S·艾略特、以赛亚·柏林、博尔赫斯等名家如何认识自我的有限、容忍现实的琐碎。“我脑海里有非常具体的几个人，我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是为他们而写的，我的力量也来自于他们给我的影子一样的反馈。”周嘉宁每次读张新颖的书时，“会感到鼓舞。”
在沙龙现场，学者张新颖表示，《浪的景观》是他在2022年读到的最喜欢的小说集，没有之一。
2015年，周嘉宁出版长篇小说《密林中》。张新颖在序言中评价，她“似乎一直深陷在她这一代人的经验里面”。“读她的文字，会强烈地感受到文字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才是写作发生、进行和持续的理由。”
和许多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作者一样，周嘉宁在很长时间里被批评称困于个人经验。从19岁到40岁，当很多同辈早已不再写作，她依然充满耐心和坚韧地在小说中开拓。在新小说集《浪的景观》中，作者似乎在探讨，人们在时代浪潮中精神空间的崩塌与重建，如同“21世纪初的时间考古”。
评论家金理和周嘉宁相识多年。《浪的景观》中的三篇作品发表于文学杂志时，他就追着读完了。在2018年以前，金理很难把周嘉宁和其他青春文学作家分辨开，“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文艺青年形象”经常在他们笔下出现。“但等到《基本美》出版后就令我蛮吃惊的，到了《浪的景观》，我觉得作家可以说是转型成功了。”金理说。
“从《基本美》开始，文艺青年好像落到现实世界中，与很烦冗的琐事产生拉锯和撕扯。这一定会损耗心力，然而当青年同世界接触，也是现实可能发生改变的开始。”他说。
天线年冬天，新利体育周嘉宁结束了在爱荷华的国际写作项目，乘机返回上海。在纽约的机场，她重新整理了微信。她觉得过去的世界不该再存在了，“想去重新建设一个新的世界。新利体育”
周嘉宁觉得这三个月“开心到不可思议”，具体的人和事却难以想起，在以这段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再见日食》里“变成了某种像空气一样的东西”。她写下了那种“留存下来的氛围”。故事从1995年横跨到2010年代，日本作家拓在20年后重返佩奥尼亚小镇，那是他青年时代参加驻地项目的地方。他到此追悼刚刚去世的项目主理人乌卡，与旧友重逢。而曾经的亲密同伴、新利体育中国女孩泉已经杳无音讯，只留存在众人的记忆里。
这场昨日之旅以一次日食结束。“真实的现实中响起欢呼声，来自山的背面和湖的对岸，人类既疯狂又天真，鼓励着彼此的同情心和慷慨。事物的阴影锐利到反常，云突然散开一些，在近乎清澈的昏暗中出现了星星。新利体育金星、木星、水星，排成一条线年，被收录为周嘉宁最新小说集的首篇。之后是《浪的景观》和《明日派对》。她的笔触掠过不再年轻的作家、经营服装档口的待业青年、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
金理评价，《浪的景观》是在“向一个混乱无序中又生机勃发、边角毛茸茸还未被修建平整的时代致敬”。他注意到，三篇小说里都有“秘密花园”意象：主人公们在独属于自己的秘密园地里有过美好的时光，但他们依然有“从中返身出去再面对变动的现实的力量”。走出玫瑰色的梦之后，他们被撞得伤痕累累，但作者并没有用成熟去否定天真，“她告诉读者，青年迈向新世界时怀抱的乐观期待，永远是美好的。这就像钻石，作者把复杂的面向交织在一起，既写经验也写天真，但这几个面向都是好的，并没有相互否定。”金理说。
作为职业作家，周嘉宁常年都保持着简单而规律的生活——翻译、写小说、运动，这几年新添了跳舞。2015年前，她还会为一些媒体写稿件，这几年已很少再接其他工作。作为相熟二十多年的好友，作家张悦然觉得周嘉宁是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人，“她做翻译、做许多运动，用很多方式约束自己，抵消自由职业者身上的惰性。这些为达到职业性要求所做的努力，都让她更专注、有秩序。”
“在2008年，我其实是一个刚刚开始发表小说的人，但同时又承接了之前那10年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写作经历，有了一种疲惫感。”这种焦虑和沮丧一直延伸到2014年，周嘉宁写完长篇小说《密林中》之后。这部作品的出版过程并不顺利，当时也听到很多批评的声音。但青年作家、批评家黄德海鼓励她：“你已经站在你想要描述的虚构世界里了。不管你现在做得好不好，你已经站在那里了。”
2007年夏末，周嘉宁从复旦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硕士毕业，告别了上海的朋友，放弃了一份有可能转正的杂志工作，只身来到北京。一年后，她与同为作家的好友张悦然创办了《鲤》书系。这本杂志书在2009至2020年间保持了每年一到两期的发行频率。
她和张悦然相识于千禧年盛行的BBS论坛。彼时，张悦然还在新加坡上学，她们会第一时间交换彼此写的东西，也经常聊通宵，聊文学，也聊化妆、聊日常琐事。“论坛时代不像现在这样各个行业之间存在着壁垒，好像写作的人和做音乐的、画画的都产生了隔阂。那时大家对整个文化现象都很感兴趣，很强烈地希望别人了解自己，也想要了解别人。”
周嘉宁觉得自己这一代人的成长处在一股“强烈的上升气流”中。城市从无到有，互联网、地铁、星巴克，这些如今在城市中常见的东西逐渐从生活中长出来，而旧有的部分不留痕迹地崩解。在她的记忆里，整个1990年代上海都是一块庞大的工地。她的小学变成了一幢五星级酒店，中学则成了自然博物馆新址。光华楼在她到复旦上学那年动工，一直建到她读研究生一年级，新利体育取代了原来的操场。校门口在造中环，邯郸路被挖得一塌糊涂。世纪初她在《东方早报》实习时跑过复兴路隧道的施工现场。地下没有完全贯通，只能走到黄浦江的一半。
2021年3月，周嘉宁在上海看了摄影展《穿城而过》，其中有摄影师许海峰20年间拍摄的淞沪铁路沿线年代，铁轨周围有很多自建房，私人生活也延展到了室外，居民在废弃的铁轨上乘凉、择菜、晒被子。看到照片时，周嘉宁意识到自己很早就见过这条轨道。有一段铁路经过复旦北区宿舍阳台下面，半夜里有时她能听到货车碾轧铁轨的声音。如果碰上火车经过，赶着上早课的她会被路障拦下，直至火车缓慢地穿过路口。
在那场展览的开幕式上，作为分享嘉宾的周嘉宁说：“我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没有建立在一个完整、清洁、有序的城市中，而是在一个混乱的缺乏制度、充满裂缝的时代里。”这种茫然的流动也展现在她的作品里。她笔下的青年大多无所事事，游荡在都市丛林里，混迹于酒吧、乐队现场、地下文学论坛和咖啡馆，在庞大的缝隙中搭建自己的秘密基地。这些年轻人像是早春的树，清俊，与繁琐的生活没有太多羁绊，显得挺拔又有点单薄。
周嘉宁觉得她出生长大的上海，直到2010年整个城市的现代化形状才逐渐确定下来，而世界与社会的规则也变得愈发牢固，这群青年在憧憬和失落、振作和消沉的缝隙中。“你觉得世界欺骗了80后、90后这几代人吗？”她常常收到这样的提问。“但是，这些基础建设的东西都是骗人的吗？好像也不是。它是很具体的改变，当中肯定有好的部分，又不是一个彻底的骗局。”周嘉宁说。
张悦然觉得，这些年她们身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从关注自我与内在到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专注，“嘉宁在写作职业性方面坚持和锤炼，对时代和社会也有了更多讨论的热情。”最初接触周嘉宁时，张悦然觉得她在别人心目中似乎是很典型的文艺青年的形象。“但嘉宁的疏离，其实是她的性格的一部分。而且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我从来没有看到在她身上发生过那种巨大迅速的变化，更像是日积月累后的悄然变化，她身上的变化都是比较缓慢的。”
在张悦然看来，这种贯穿性也体现在周嘉宁在写作中对人的精神空间的持续关注。《浪的景观》被注释为时代景观，但也是人的精神空间的景观，“她比较成熟时期的这些小说，我都看成是将人的精神世界外化的过程，我觉得她的这种努力非常难得。她身上的坚韧和恒久、持续关注的耐力非常大，否则人非常容易被世俗的世界击垮，失去精神上的魅力。她总是用特别大强度去关注人的精神变化，关注精神世界的坍塌和重建。我们其实还是在不断强调文学和外部现实产生更多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更深和更持久的探索，但是嘉宁一直在做这件事。”
在《浪的景观》中，张悦然很喜欢《再见日食》这篇，她也去过美国爱荷华的项目。小说中，日本作家拓参加这个国际交流项目后，从日文改用英文写作，是为了让少年时相遇的这些朋友们能读懂他的小说，“尤其是小说里刻画的陨落的天才少女形象，我觉得她可能也隐喻着我们那一代人，曾经的那一代有点像是被淘汰的机器人。我读的时候，其实还是蛮伤感的。”
“我和朋友们曾置身于90年代的热带风暴。我用自行车带着朋友，笔直冲进水泊，奋力踩着踏板。而后，我们共同来到了干燥的下世纪。”在《浪的景观》的书封上，周嘉宁写道。
这本书的写作横跨了新冠疫情三年。三年里她在苏州河的同一片区域反复步行，“从北岸到南岸，再从南岸走回来，观看水、植物和鸟。”她说，“我只是花了很多时间记录和描写各种形态的浪，水的阴影与分界线年春天，周嘉宁在上海经历了封控。樱花开了又落，闷热的梅雨季后是灼辣的伏旱。直至8月底《浪的景观》出版。这个夏天，她回到北京，见了一位画漫画的朋友，朋友往年是几年画十多页，而在新冠疫情封控的两个月画了一百多页。朋友说：“我可能活不过这个时代，但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活过这个时代。”
“不管是在小说世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都觉得要去做些什么。”周嘉宁想让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动起来。她走遍了长江三角洲流域，驾驶货车沿着公路来到华北平原，飞到偏僻的异国他乡。而谈及未来的写作计划，她说自己正在准备一个需要做采访的长篇小说。已经陆陆续续采访了一些人，心里的故事变了好几个版本，目前终于到“可以写的时候了”。
写作最焦虑的那几年或许已经过去了。在小说中，周嘉宁更小心地对待笔下的人物，给他们提供保护。“不要利用你的人物来实现叙事的目的。他们可以走向不同的通道和出路，而不是被你困在一个地方。”到40岁，经验与天真并轨，而她笔下的主人公们也经受住现实世界真实和残酷的考验——“他们趟过一小段柔软的淤泥。那里埋着易拉罐、硬币、树叶和死去的鸟，直到终于踩到结实的地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