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利体育公园，是城市的水泥森林中的诗意空间。人们在其中运动休闲、亲近自然、欣赏美景，久而久之，公园成为都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纵观世界上的国际都市，他们至少拥有一座著名的城市公园，如纽约中央公园、伦敦海德公园、东京上野公园等。这些公园记录着城市变迁，凝结着市民记忆。
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将于2015年在武汉举办，园博园在今年初露“芳容”。去年底，武汉重塑竹叶海，那里将成为中心城区最大的“绿肺”。今年9月，将有38个公园出现在武汉的头巷尾。这座庞大的城市，正变得更加优雅。
其实，公园不仅是装点城市的“饰物”，它还有丰富的内涵，能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承载更大的使命。
公园的雏形最早见于古波斯的苑囿，原是提供骑射的驰道和遮蔽风雨的处所。随后古波斯公园的“模型”影响了古希腊，进而奠定了整个西方的公园形态。而中国的公园，最早记载于南北朝时期《北史》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澄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由此可见，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公园都是脱胎于皇家园林或其他私家园林。
英国伯明翰大学访问学者、华中农业大学风景园林系副教授张健认为，历史上公园的出现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而早期依附于市镇和城堡的皇家或私家园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园，只能算作Garden而非Park。只有园林姓“公”而不是“私”时，公园才算真正登上历史舞台。
工业革命后，“城市开放空间（Urban Open Space）”的概念于1877年在英国的《大都市开放空间法》（Metropolitan Open Space Act）中被第一次提出。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凯文·林奇（Kevin Lynch）对开放空间阐释了两点：一，公共可达性、共享性，所有公众而不是少数人享用；二，空间开放性、非封闭性，与城市周边环境相融。这些无疑促进了公园角色的进一步转变。
城市公园的实践，要早于相关的理论探索。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与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造成了公共空间的匮乏。这极大危害到了市民的身心健康，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公共空间问题。1833年，由皇家委员会提出报告，1859年英国开始了公共造园运动。19世纪30年代起，英国就有城市为民众提供公园等公共设施，以提高人们欣赏自然的能力和对高雅文化的鉴赏力。而大规模的公园建设，则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
19世纪下半叶，城市的繁荣进一步促进着城市公园的发展，美国是率先完成这一进程的国家。美国城市公园的设计理念，与传统私家园林有着明显区别，为现代公园的诞生铺平了道路。1854年，奥姆斯特德在纽约设计建造的中央公园开创了城市公园之先河新利体育，有力传播了城市公园思想。在纽约取得惊人成就的同时，美国其他城市纷纷效仿。美国的城市公园运动，不仅增强了人们对公园的向往，而且大力拓宽了风景园林领域，风景园林包含了更广阔的社会内容。
在英美等国的带动下，城市公园的建设扩展到世界各地。虽然各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人地紧张的阶段，公园的发展也因此出现反复。但随着人们对城市生活品质要求的日益重视，公园依旧如火如荼地建设着。时至今日，公园是衡量城市生态、环境与宜居的重要指标，每一座城市的管理者都不敢怠慢。
放眼望去，各种公园几乎都在世界各大城市星罗棋布新利体育。但公园却越来越流于数量与形式化的迷途。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其城市建设经典名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表达了忧虑，“公园是变化无常的地方。它们会走向极其受欢迎和极其不受欢迎两个极端。公园的表现远远不能用简单二字来描述。它们可以是城市某些区域赏心悦目的风景，也可以是周边地区的经济资源，可惜很少有公园能够如此。”
简·雅各布斯进一步指出，关于城市与公园之间的相互影响，首先必须摒弃在公园的真正用途和想象用途之间所造成的混乱。简·雅各布斯认为片面拔高公园的生态使命，比如“公园是城市之肺”是不切实际的胡说。保持城市不窒息的不是公园，而是大量在人们周围流动的空气。一定量的绿地并不比同等面积的街道能增加更多空气。
在后起之秀的中国，城市公园的发展状况同样斑驳。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姚亦锋指出，当下中国城市公园存在三处明显误区。
首先是过度仿古，将中国古典园林歪曲理解、肆意滥用。中国古典园林本是私家产物，放在今天虽有历史价值，但没必要在现代公园中刻意仿古。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密度实际上非常大，那些深深的院墙、曲折的长廊完全不适宜公众游览，现代公园应该有大面积的水体和树林，而不是亭台楼阁与曲径通幽。其次是过度商业，比如在古代遗址上开发商业街区，公园被进行商业包装后，展现的不是自然风景与公共空间，而是商业景观。最后是过度娱乐，片面放大了公园的娱乐功能，让公园沦为游乐场的附庸。
当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公园建设还存在一个更隐蔽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之所以隐蔽，是因为它拥有一定景观学与景观生态学的理论依托。德国地理学家特洛尔（Carl Troll）在1939年创造了景观生态学，以景观为对象，运用生态系统原理和方法研究景观的美化格局与优化结构，为城市公园的描述提供了手段，方便将公园进行科学的量化分析。而相关规划与设计部门过度依赖科学模型与视觉设计，却忽略了公园更重要的人文与社会属性。
1999年昆明成功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后，其他城市蜂拥效仿，从2006年到2019年，园博会先后光顾沈阳、台北、西安、锦州、青岛、唐山新利体育、北京。几经努力之后，中部重镇武汉取得了2015年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的举办权。
张健认为，园博会的举办与城市公园的发展不能完全等同。举办此类博览会通行的做法是，将郊区一大片产权争议不大的未开发或已废弃土地，通过整体规划及一次性建设，形成类似公园的大面积展区。这里更多依靠和体现的还是政府的行政职能。公园不仅是视觉风景新利体育，本质上更是一种公共服务产品，两者有一定差距。而且园博会距离主城区有一定的距离，能否有机融入市民生活，而不至于成为一座景观孤岛，同样考验着相关部门。
城市公园的唯科技化与片面追求审美并非发展中城市的专属错误，其实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公园在发展过程中，同样有过类似困惑。而欧美的学者，也率先进行了相应的思考。
美国学者阿尔伯特·拉特利奇（Albert J.Rutledge）在其专著《一个公园的剖析》（Anatomy of a Park）多次强调“设计必须为人”、“公园设计应该充分考虑人的习惯”。拉特利奇将行为学引入公园设计的相关研究，其著作《大众行为与公园设计》（A Visual Approach to Park Design）着眼于行为，梳理了公园设计者与使用者的矛盾，站在使用者的角度，研究人们如何使用公园。
简·雅各布斯认为，如果在建公园时不考虑到人聚集的原因，那么把公园建在有人的地方就毫无意义。公园只有与周边的多样化的功能贯穿在一起，才能起到一种和谐的组织作用。
一般而言，世界著名城市的市中心都有一个面积较大的公园，如纽约中央公园、伦敦海德公园、东京上野公园、巴黎布洛涅森林等，然后向城市四周“编织”成公园网络和系统。
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王红扬表示，应该重点关注西方城市这种“大疏大密”的城市内部空间。上述城市虽然留出了大面积土地建造中心公园，但在城市其他区域还是连续的高密度建筑。不一定要遵循街区与公园数量的严格对应，城市整体错落有致不一定非要每一个节点都错落有致。比如在商业区，顾客很可能希望保持逛街的连续性，习惯一个商场接着一个商场，而不是商场与商场之间“硬塞”一个公园。
王红扬认为，目前更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关注现在城市的近郊，随着城市的发展，它们未来将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甚至副中心。能否提前为未来的公园留出必要的空间，才是当务之急。具体到武汉，做好水文章、发挥江与湖的低密度优势，是武汉规划部门应该考虑的问题。
张健同样关注到“城市边缘带”问题。以武汉为例，建国初期在武昌边缘建立了若干大学，不但面积广大，而且生态环境和建筑密度保存较好。由于这些高校的存在，之后城市扩张只能呈现“蛙跳式”，比如花山新城就跃过华中科技大学。这些面积广大、植被保存完好的高校，无意中成为一道道公园屏障。
针对很多人对于公园提升环境品质后，会导致周边过度商业化和拉高房价等疑虑，张健表示，基于城市发展现状新利体育，公园依旧属于稀缺资源，周边房价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西方同样如此，只是西方早早划定了公园的“红线”，公园周边商业化合情合理，但公园自身一定要保证公共服务产品的属性。
在未来公园设计方面，王红扬强调规划者能转变理念，不要怕人多、不要怕公园被使用。比如能否在草坪中设置更多耐磨的通道，以及公园中能否使用更耐用的设施。公园功能设置要尽可能兼顾到各类人群，我国公园大多都因功能单一，才沦为了广场舞的专属地。公园要特别考虑到小孩的玩耍需要，等他们长大了，公园会成为他们童年记忆的一部分。也可以拓宽历史遗址的概念，对于武汉这样的城市，留下了很多具有时代特色的工业遗迹，这些都可以改造成公园，而不是一概推倒，统一绿化。
